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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deendent），自命“司佩铁特”（theSectator）——也就是今日俗称的“观察家”——目的还是振作一泯除党见的论证方式，要从言论界竖立典范。
章士钊与民党的合作与决裂都是理念离合的问题，至少在章而言，没有因个人出处而纵意使气的成分，然而从见解之益形孤立，使他不得不独树一帜的整体形势看去，越是坚持“以学理入时局”的路线，他就越不能得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侣”——甚至“对手”。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士钊再度流亡日本所创办的《甲寅杂志》（TheTiger）于民国三年（1914）在东京发行月刊，一总只有十期，却曾经有效地召集了许多党派、立场、见解与之多异而少同的一时俊彦；像是和他一再公开辩论的吴稚晖，或是对于政体和文体的意见完全南辕北辙的陈独秀，也都是此刊作者。可是章士钊越是发行传播媒体，就越孤立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首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一首诗充分显示了章士钊的心境和处境。多年以后（1925—1927），《甲寅》在北京以周刊形式卷土重来，一共发行了四十五期，章士钊的笔名就成了“孤桐”。
革命之不行，退而求其次，便是问学与议论；这是章士钊生命的主轴。《甲寅杂志》首度发刊期间，他不断以正本清源的视野，试图就欧西与中国之孰能孰不能，何以能而何以不能，运用对比生活与历史渊源的方式来思索：如何调和中西立国的异同，让《甲寅》成为当时中国摸索宪政与民权的教科书。他评议梁启超的国体论、严几道翻译的民约论，在重大时政和论潮变迁之际，就“帝政”“共和”“复辟”甚而“联邦”等题目，申以己意，发表独异于众口的意见。
一九一七年，《甲寅》在北京有过一次短暂的复刊，改为日报；又因段祺瑞之专政而匆匆收拾。此后便又陷入了颠沛流离、阢陧不安。他赴日、居沪、再次游欧，还一度代表南方政府参与南北议和。可是，一个思想上前所未及而意义重大的新疑惑出现了：在这个文明进程的当下，居然如此喧嚣，中国适合引进代议政治吗？
一九二一年二月，章士钊第二次访问欧洲，见到了农业经济学家潘悌（ArthurJosehP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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