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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這寫得實在非常美。曾點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至。
我很喜歡宋儒的詩：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說得更實在的是：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我的小說似乎不講究結構。我在一篇談小說的短文中，說結構的原則是：隨便。有一位年齡略低我的作家每談小說，必談結構的重要。他說：“我講了一輩子結構，你卻說：隨便！”我後來在談結構的前面加了一句話：“苦心經營的隨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歡結構痕跡太露的小說，如莫泊桑，如歐·亨利。我傾向“為文無法”，即無定法。我很嚮往蘇軾所說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我的小說在國內被稱為“散文化”的小說，我以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說發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趨勢。
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並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裡。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枝幹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我認為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麼都知道，都寫盡了。要留出餘地，讓讀者去琢磨，去思索，去補充。中國畫講究“計白當黑”。包世臣論書以為當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宋人論崔灝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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