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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否有道理，就要用這兩千年的聚集來回答。
事實證明，有等差的愛確實比兼愛更便於實行。按照儒家的設計，中國人把家庭倫理之愛發揮到了極致。但是，當這種家庭倫理之愛放大到朝廷倫理的時候，等差觀念就遠遠超越了仁愛觀念。等差把仁愛化作了敬畏、窺測、追隨，變成了一種上下服從的行政文化。這種狀況對於王朝體制的鞏固、社會管理的強化有很大的幫助，但在中華文明的精神素質上也帶來嚴重的缺漏。
例如，長期以來中國仕子追求“忠孝兩全”，也就是隻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兩端。但是，對於朝廷和家庭之間的遼闊的中間地帶，卻很少予以關注。這遼闊的中間地帶，也就是公共空間。有等差的愛，使人們對公共空間的行為缺少明確引導。就像上次王安安同學說的，直到今天，中國遊客在外國經常因為隨地吐痰、大聲喧譁等毛病受到抨擊。原因正在於，他們未曾獲得過在正常的公共空間對陌生人表達愛心的行為訓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明白，當年墨子正是要用兼愛來填補這些無愛的公共空間。墨子的形象，突然在我們的一次次遺憾中重新清晰起來。
有等差的愛，讓人為了辨別其間的等差而不勝其煩。因此，不以親疏為界，不以等級為階，敞開胸懷兼愛他人，兼愛眾生，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這方面，佛教和墨子，埋下了很好的種子。
由“兼愛”，必然會引致“非攻”，這裡面有一種邏輯關係。墨子的“非攻”思想，包含著好幾層意思，其中最顯現在外的一層就是在一個戰亂的時代反對戰爭。在這一點上，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種比儒家更徹底的和平主義。儒家說，不要去追殺敗逃的敵人，他們逃跑時戰車如果卡住了，我們還要上前幫忙抬一抬，這就是儒家的仁愛。在墨家看起來，戰爭本來就不應該發生，任何攻擊性的侵略行為都應該被否定，這就是墨家的“非攻”。
墨子徹底反對戰爭，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勞苦大眾的心理。從表面上看，上層社會說了很多“息忿止戰”、“和為貴”的話，但都還想在戰爭中謀取名利。真正反對戰爭的，永遠是勞苦大眾。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做壯丁、當炮灰，背井離鄉、拋屍千里。所以，當我們按照底層社會的普遍心理來考慮，墨子“非攻”的思想就很容易理解了。
呂帆：按照秋雨老師的思路，能不能這樣說，墨子並不僅僅是站在某一國反對另一國，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體的方位上。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體現了一種被征服者的立場，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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