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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弱者的姿態和地位來說的。這種弱者的姿態和地位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消失，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徵服者和被征服者、強者和弱者的區分，現在這個時代也存在這兩個階層，在這種意義上，墨子具有一種永恆的價值。雖然他的理想在現實中往往無法實行，但是他替弱者一方發出了聲音。
餘秋雨：我贊成你的這一視角，把“非攻”的意義擴大到了戰爭之外。這也牽涉到了社會的多數還是少數的問題。你所說的“弱者”，或者說被統治者，數量龐大，卻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歷朝歷代，固然每個時期看上去都有一些政治、軍事上的被攻擊物件，但是，永恆的被攻擊物件卻是廣大的勞苦民眾。即使是上層集團的混戰，受到最大傷害的也是拋屍荒野的兵卒、顛沛流離的難民。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確實有一種追求社會公平的人文理想。相比之下，儒家的思路更貼近社會上層，對此不夠徹底。
除此之外，“非攻”還有第三層意思，那就是拒絕中國集體文化心理中互傷、互毀的內耗習慣。這也是站在社會底層旁觀上層互耗所產生的鄙視。上層社會能說出互傷、互毀的千百條理由，這些理由當然不能說服對方，為的是說服底層民眾。但是，底層民眾如果不是傻乎乎地看熱鬧，而是取得了自身立場，那麼，必然會對那種內耗全然否定。一個“非”字，帶有不分青紅皂白的全盤性，因此，社會底層反而取得了居高臨下的整體判決權，有一種痛快感。
劉璇：中國集體文化心理中的內耗習慣，是不是起源於中國人把戰場的內移？中國文化不同於遊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戰場一直不在外面，而在自己內部，而其他的民族就可能會向外尋求爭奪的物件，把國人的目光引向一處。
叢治辰：內耗當然不好啦，但是把“耗”引向外部，引到非洲、拉丁美洲去，那就好嗎？
王安安：中國先秦的學派大多包含了對鬥和爭的理解。儒家注重人際關係，對於人際關係的處理有很多爭鬥、內耗的成分。即便是道家在談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時，其實也還暗藏了一種心機，那就是：以不爭來爭。就像秋雨老師說的，“兼愛”與“非攻”有邏輯關係，墨家正是從“兼愛”這個信仰出發，退守到“非攻”，二者是前提和結論的關係。先是“兼愛”，別人的父親和你自己的父親應該同等地去愛，這樣才可能不以自己父親的名義，而去攻擊別人的父親。
王牧笛：安安說得對，墨家實際上給出了一個拒絕爭鬥、維繫團結的根基，給出了一個團結的合法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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