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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的青睞。樋口一葉毫無疑問可以進入19世紀最偉大的女作家之列，她的《青梅竹馬》是我讀到的最優美的愛情篇章，她深入人心的敘述有著陽光的溫暖和夜晚的涼爽。這位十七歲就挑起家庭重擔的女子，二十四歲時以和卡夫卡同樣的方式──肺病，離開了人世。她留給我們的只有二十幾個短篇小說，死亡掠奪了樋口一葉更多的天賦，也掠奪了人們更多的敬意。而她死後置身其間的文學史，似乎也像死亡一樣蠻橫無理。
布魯諾·舒爾茨的不幸，其實也是文學的不幸。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把作家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而把文學放在了第二位。只有很少的人意識到文學比作家更重要，保羅·瓦萊裡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文學的歷史不應當只是作家的歷史，不應當寫成作家或作品的歷史，而應當是精神的歷史，他說：“這一歷史完全可以不提一個作家而寫得盡善盡美。”可是，保羅·瓦萊裡只是一位詩人，他不是一位文學史的編寫者。
歐內斯特·海明威曾經認為史蒂芬·克萊思是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因為他寫下了兩篇精彩無比的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就是《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萊思的其他作品，海明威似乎不屑一顧。然而對海明威來說，兩個異常出色的短篇小說已經足夠了。在這裡，海明威發出了與保羅·瓦萊裡相似的聲音，或者說他們共同指出了另外一部文學史存在的事實，他們指出了閱讀的歷史。
事實上，一部文學作品能夠流傳，經常是取決於某些似乎並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然而卻是不可磨滅的印象。對閱讀者來說，重要的是他們記住了什麼，而不是他們讀到過什麼。他們記住的很可能只是幾句巧妙的對話，或者是一個豐富有力的場景，甚至一個精妙絕倫的比喻都能夠使一部作品成為難忘。因此，文學的歷史和閱讀的歷史其實是同床異夢，雖然前者創造了後者，然而後者卻把握了前者的命運。除非編年史的專家，其他的閱讀者不會在意作者的生平、數量和地位，不同時期對不同文學作品的選擇，使閱讀者擁有了自己的文學經歷，也就是保羅·瓦萊裡所說的精神的歷史。因此，每一位閱讀者都以自己的閱讀史編寫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史。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