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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逼她回醫院。說真的，除了暫時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療能對她起多大幫助，即使出院，大概也還是維持原樣吧。也許情況還沒糟到這一步，但我想我有辦法維護她出院後的安全。
“今天是星期三，”我說，“我們星期五再碰面，還有，你得把原來的抗抑鬱藥扔掉。假如你的感覺還是很糟，覺得你可能做出傷害自己的事，請你馬上打電話給我。”我直視她雙眼，搜尋背後隱藏的情緒。“你同意嗎？”
“好。”她靜靜地說，扭過頭去。
“你保證？”我刺激她。
她再次望著我，然後低頭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證。”
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識到當天有兩三名病人的狀況與卡倫相當的狀態下回到家。對精神科醫生而言，處理有自殺傾向的病人——判斷誰該住院，誰能以電話訪問配合頻繁約診進行控制——是最困難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醫生都遇到過病人自殺身亡的情況，這種事並非百分之百可預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殺，每一次都令我沮喪到幾乎一蹶不振。在我內心深處，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讓每個人永遠平安，但現實偶爾會插手攪局，導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狀況下失去某些病人。
我沒有合夥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會找同行代班），否則我一向是每週7天，每天24小時隨時待命，響應病人需求。一旦電話鈴或呼叫器響起，我總會不自覺地擔心是不是誰出了什麼事。假如病人只是打來聯絡事情或尋求支援，我會很開心，至少他們還活著。1990年最初幾個月，我經常接到卡倫的求救電話（有時一星期兩到三次），都是尋求幫助，不讓自己做出傻事。我擔心她隨時會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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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卡倫告訴我額頭那道疤是怎麼來的。19個月大時，她接受前額的動脈瘤或血管瘤（一種良性瘤，構造多為糾結的血管）切除手術。她說，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間變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學怪人。她父親無力處理她的健康問題，又怪她花了這麼大筆醫藥費；他曾對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醫院賬單，我們哪會落到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敗破產的最佳代罪羔羊。
卡倫住院進行手術期間，她父親從院裡偷了些繃帶出來（後來他用這些繃帶將她綁在家裡的床上）。如果她哭，他會把她綁起來，揍她，讓她有哭的理由！卡倫說她偶爾會完全不說話，意即她拒絕說話。10歲時，她差點讓大家以為她聾了。為此她又住院好幾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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