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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其實是關於人性型別的哲學文字。這些內容直指戲劇和哲學的頂峰，我喜歡閱讀字裡行間的個人思想和觀點。席勒說：“人性有兩種不同型別。”意思是說，根據日耳曼文學史，“那些天真者如歌德，那些感傷者如我自己！”席勒嫉妒歌德，不僅因為歌德的詩歌稟賦，而且也因為歌德自信，不假他求，寧靜雍容，不矯揉造作，有貴族氣派；因為歌德不費雕琢就可以傾吐偉大燦爛的思想；因為他有能力表現自我；因為他的簡約、謙遜和天才；還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一切，恰似一個孩童之所為。相反地，席勒本人則多思和理智，文學創作活動更為糾結和痛苦，清醒知道自己的文學方法，對這些方法的可靠性持懷疑態度——並且感到這些態度和特點更為“現代”。
我三十年前閱讀《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的時候，我也—— 就像席勒對歌德發怒—— 對上一代土耳其小說家們天真幼稚的風格滿腹牢騷。他們寫起小說來如此輕鬆，從不擔心風格與技巧的各種問題。我不僅把“天真的”一詞（我當時傾向於使用其否定性的意思）加到他們頭上，也加給全世界所有把19世紀巴爾扎克式小說當做理所當然的作品、不加質疑地接受的那些作家。現在，在經歷了三十五年的小說創作歷險之後，我願意繼續以身說法，並且努力說服自己相信，在內心找到了天真小說家和感傷小說家之間的平衡。
我在前面討論小說描繪的世界時，使用了景觀的比喻。我還指出，我們有些人並不知道我們閱讀小說時的意識活動，就像司機開車時不會意識到所執行的操作。天真的小說家和天真的讀者就像這樣一群人，他們乘車穿過大地時，真誠地相信自己理解眼前窗外的鄉野和人。因為這樣的人相信車窗外景觀的力量，他就開始談論所見的人，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這讓感傷——反思型小說家心生嫉妒。感傷——反思型小說家會說，窗外的風景受到了窗框的限制，窗玻璃上還粘著泥點，他會就此陷入貝克特式的沉默。或許，像我以及當代許多小說家一樣，他會將方向盤、掛擋杆、粘著泥點的窗戶以及擋位作為場景的一部分來描繪，也就是說，我們絕不會忘記，我們所見總受到小說視角的限制。
為了不讓類比左右我們的判斷，也為了不沉溺於席勒的論文，讓我們仔細列出閱讀小說時最重要的意識活動。小說閱讀體驗中總會包含這些思維操作，但是隻有那些有“感傷”精神的小說家能夠認識這些操作，對之如數家珍。如此條分縷析會讓我們明白小說實際是什麼——其中有一些我們能夠理解，但是很可能已經忘記。以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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