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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
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餘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餘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的都寫了，不該寫的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餘華打聽另外一個餘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餘華為何失蹤了？
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釋出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傢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餘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 C. 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餘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餘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餘華負責，不是隻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餘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徑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
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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