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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它當做對已往撫卹金心存焦慮的餘波，但在每個人都認為人人應當對任何事情負責的社會中，它所體現的道德觀，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也會全心贊同。
不過，我們不想誤導任何人，讓他們覺得今天的伊斯坦布林——今天的土耳其——在鼓勵無名殺手謀殺案方面，居於世界之首，這還不包括有計劃有步驟的政治迫害，以及束縛言論自由和踐踏人權。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推斷出，大多數競選人對人權問題的漠不關心，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然而我們很難解釋的是，四百年前的人們，會因為要承擔那樣的連帶責任，從而擔心自己成為鄰里的監護人，其代價則是支付撫卹金。如今，他們為何卻對國家的禁書行為，以及拷打、折磨他們的近鄰如此漠不關心呢？
我不想格外探討或分析這種局勢，只是想提醒你要警惕。這或許是因為，我並不想以一種文化缺陷來解釋另一種文化缺陷。因為這些話題中，有些東西會扼殺我們內心作為詩人的特質。正如貝克特曾經說的，有時沉默似乎暗示著“沒什麼好說的”；而在另一些時刻，它意味著“要說的實在太多了”。
正是在這種類似的時刻，我才會清楚地理解，為什麼屠格涅夫想要忘記有關俄羅斯的一切。為什麼他去了巴登巴登，並且過一種與俄羅斯完全隔絕的生活。為什麼他會斥責任何一個想和他討論俄羅斯問題的人（就像在那個著名的故事中所表現的）。他會對那些人說，他對俄羅斯絲毫沒有興趣，甚至希望將它永遠從腦海中抹除。儘管如此，很多時候我還是會想，對我來說最好的做法也許就是留在土耳其，把自己鎖在屋內，藉著小說創作的模糊構思，徜徉在想像之中。事實上，從1975到1982年，當謀殺、政治暴力、白色恐怖、酷刑拷打以及禁令束縛大行其道時，我正是這麼做的。我把自己鎖在房內，寫新的故事——新故事充滿了寓意、含混和沉默，裡面有聞所未聞的聲音。這當然勝過寫另一部有缺憾的歷史，因為，這類歷史總是要藉助別的缺憾來解釋我們自己的缺憾。踏上這一旅程，你不需要確切知道自己將要走向哪裡；只要知道你不想去哪裡，這就足夠了。
讓我們待在我剛才提到的那間上鎖的房間內，看看我如何用寓意和含混的方式來開展工作。法國作家加斯通·勒魯（Gaston Leroux）有一部譯成土耳其語的小說，叫《黃色房間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Yellow Room）。近年來，這位作家因小說《歌劇魅影》而蜚聲文壇。《黃色房間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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