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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被熱衷於偵探小說的讀者稱讚為“密室謀殺案”這類小說中第一部，也是最為出色的典範之作。謀殺發生的房間裡，門是鎖著的，裡面有一具屍體，屍體上有一些疑點。謀殺發生後，有個善於偵破的人檢查了所有線索，理清了基本事實，找出了謀殺的動因。在加斯通·勒魯寫完《黃色房間的秘密》七十年後，西班牙作家馬努艾爾·巴斯克斯·蒙塔爾萬（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寫了一部小說，名為《中央委員會謀殺案》（Murder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證明“密室謀殺案”這類模式仍大有可為。在這部政治探案小說中，那間上鎖的房屋是某一政黨（類似於西班牙共產黨）的會議室。燈光熄滅之後，總書記被人殺死了。不論小說採用什麼形式，上鎖的房間內發生謀殺案，這可以讓我們清晰地認識犯罪、法律和刑罰等情況。謀殺發生後，一個外來的稽查員，通常是國家的辦事人員，會對每個嫌犯進行單獨問訊。這些審問肯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都有罪，都對中央政府負有責任。上鎖的房間是最好的明證，它向我們表明，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擔，是否願意服罪，最終都不會是某個組織、相關群體，或者社會團體來擔負責任。我們要麼只能作為個體去服罪，要麼就壓根兒沒罪。在此書的世界裡，我們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對政府負責，這個世界，遠遠不同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夢想的那個道德世界。
我談到上鎖的房間，是想說明，當我們缺乏可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歷史的最基本的法則時，為什麼我們只能透過諷喻來與歷史聯絡。我們需要“密室謀殺案”這類故事發生變種。而我提到的故事，只是我舉的一個例子而已。在所有經過嬗變的版本中，謀殺的責任（這只是一個諷喻，我們可以簡稱其為罪行）將會指向發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裡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聽見死人驚叫的鄰居。在故事前半部分，一旦我們接受這一點，我們就會繼續敷衍下去，就像用某種新規則下象棋那樣。這也會使我們能夠預測到兇手或罪犯，將如何利用我們的知識體系行動。很明顯，為了不被發現，或避免成為對此負責的個人，殺手幾乎必須讓周圍的每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或許又把我們帶回到了切廷·阿爾坦的理論，即承擔罪責是基於文化傳統。相反，如果我們能以諷喻、含混，或者我們不知該如何利用的微弱新聲作為開始，我們至少可以使自己避免描寫充滿缺陷和扭曲的歷史。它們會導致我們一無所成。我年輕的時候非常好奇，渴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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