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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納托利亞跑一趟。但是，紀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林，是一種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東西，對此我深信不疑。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西化的奧斯曼和土耳其知識分子像紀德一樣，一直相信伊斯坦布林和安納托利亞都是與西方毫無聯絡的地方。但是，對令紀德感到煩心、鄙夷的地方，他們卻懷有崇敬感和歸屬感，這使他們陷入了身份危機。當他們像坦皮納一樣過分認同紀德時，他們被迫在沉默中放棄了自己對歐洲的詆譭性評價。當他們站在歐洲邊緣時，在東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們被迫比安德烈·紀德更加相信歐洲。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紀德嘲弄性的評論並不妨礙他對土耳其文學產生強大的影響。
我認為，西方並不是一種概念，不能透過研究創造了它的歷史和偉大理想，就對其進行探討、分析或者加以恢宏放大。它一直是一種工具。只有在將它當做工具時，我們才能進入“文明程序”。我們渴求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東西，因為我們在歐洲見到了它們。我們用歐洲的威望來證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們國家，歐洲的概念使訴諸武力、激進的政治變革、無情的割斷傳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大家認為西方強調上述的歐洲概念，反映實證功利主義。有了這樣的想法，很多東西，包括從增加婦女的權利到違反人權，從民主到軍事獨裁等等，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在我整個一生裡，我看到我們所有的日常習慣，從餐桌上的舉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發生了變化，因為“歐洲人是那麼做的”。這些事情我反反覆覆地在收音機上聽到，在電視上看到，還曾聽母親說過。這種論調不是基於理性，而是排斥了理性。
坦皮納聽到紀德獲諾貝爾獎時喜不自禁。如果我們能記得，西化知識分子依賴的是一個關於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種現象了。一個像坦皮納這樣的西化知識分子，即便他是為傳統文化、古代音樂和詩歌，以及“前輩們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遺憾的那種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從保守的民族主義轉向具有創造力的現代狀態。他非常執迷，堅信理想的歐洲或西方是一個神仙的世界。至少，這種迷執使他能在兩個世界之間開啟一個鼓舞人心的新批評空間。
另一方面，如果認定了西方具有神話式的形象，那麼連坦皮納這種深沉而複雜的作家也會像紀德那樣天真而庸俗地將西方文明理想化，正如紀德所言“西方文明是最美的”。這樣的歐洲夢離不開一個矛盾敵對的他者。西化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知識分子未能公開反對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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