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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經講過，歷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腳步會被人們記住。羅振玉那一天的腳步大概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高層次中國學者第一次來到田野考察的現場，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
由於羅振玉的現場到達，甲骨文出現了一個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書房裡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變成一個整體氣場。這個氣場，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國學者很長時間不到達現場而只顧在書本中爬行的這樣一條道路，由此畫上了一條界線。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還不明白田野考察對於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們的事。大家還是把尊敬投給那些號稱“書齋學者”，也就是憑著古書臆想著種種時空關係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書齋裡的思考在社會上往往以反諷的方式得以實現”。羅振玉這種轉向實際上也是對只抱著經典文獻死讀書的一些書蟲的反諷。如果只在書齋裡皓首窮經，可能會少了許多“在場”的感覺，也會少了對文化的敏感。羅振玉正是憑著這種文化敏感最終成為這個領域的一代大家。
萬小龍：但我覺得，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中也並不是沒有一種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顧炎武就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有像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實際上正是羅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這種實地考察的新學風的歷史前奏。
餘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顧炎武。在羅振玉之前確實也有像顧炎武這樣的人，靠自己的腳去走了很多地方。顧炎武也做過書齋學者，讀過很多書，但後來，他把遠行考察放到了前面。遠行時也帶一點書，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選了。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詩——“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他是多麼喜歡《漢書》，又知道他是趕著牛行走的。我自己後來在數萬裡考察時遇到困難，總想起這句詩。
中國文明在明代之後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顧炎武這樣的特例，再也聽不到大地的聲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當然就會在自以為是的系統裡邊慢慢地枯萎。
在安陽，一批偉大的文獻就要出土。這批文獻一直埋在地下，連孔子都沒有讀到過，連司馬遷也沒有讀到過。孔子曾經多次設想過商代，在《詩經》裡讀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麼回事，只能踮起腳遠遠地仰望。至於司馬遷的仰望，那就更遙遠了。而現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體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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