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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應該在眼鏡盒內。我時時告誡自己這個原則並切實地實行。我構想過無數可能丟失它的情形，然後做出相應的計劃。我從來沒有像照顧這副太陽鏡一樣照顧過什麼東西。而現在，就在英國，我居然弄丟了它。到底怎麼丟的？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怎麼丟的，就會知道他媽的它現在在哪兒，不是嗎？它是從我身邊被人拿走的。
這裡面有著某種寓意。或者不是寓意，而是事實。東西會丟失。它們只是消失了。你竭力不弄丟某個東西，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後你還是把它弄丟了。你越是貪戀一樣東西，它就越有可能丟失，你受到的打擊就越嚴重。現在就是這樣，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閃閃發光的，不能聚焦的，刺眼的，模糊的——我像個鬼魂一般穿行在其中。從來沒有照片能拍出我透過那副眼鏡所看到的世界。這個損失是獨一無二的。後來我試過其他鏡片，沒有一副有它獨特的深度與清晰度。戴上它，就好像吃下一劑藥，立即揭掉那幻覺般的莊嚴的面紗。我將再也看不到透過這副眼鏡看到的世界。
從底特律機場到酒店的途中，我意識到，它不只是一副太陽鏡；它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種感覺，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恢復了體力，卻依然悲痛於太陽鏡的丟失。我開車去了底特律美術館，這是一座華麗的建築，塞滿了汽車城昔日繁華時期的劫來品。主要的展出是一場大型的凡·高自畫像展出，有些畫像還驚人地有著柯克·道格拉斯6的風範，而所有的畫像，就連最沮喪的，也鮮豔得好像整個藝術史上最快樂的時期。我感覺我以前可能看過大部分畫像，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裡，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跟迷糊和阿姆斯特丹的戴夫一起吃了迷幻蘑菇那一次，其他時候也去看過）。除了自畫像，也有一些黃色花朵的畫。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那個展出不怎麼像自畫像展出。或許它只是一個從各種渠道各個地方蒐集而來的凡·高畫作的展出，其中大多數畫作是自畫像。那也沒關係。對我來說，那個下午，重要的不是凡·高，而是弗雷德裡克·埃德溫·丘奇7。那幅畫叫作《海邊的敘利亞》（1873），畫的是沐浴在落日餘暉中的圓柱遺址。旁邊的簡介說，這幅畫表現了“遺址中的文明，屈從於大自然的力量。衰敗的建築，長滿了植物，標誌著大自然的力量超越了人類及其建築”。
從底特律美術館驅車前往密歇根中央火車站（在舊的底特律老虎體育場附近）的途中，這幅畫一直停留在我心裡。在我看來，丘奇的作品裡可能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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