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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路，在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裡，敘述不會給作家提供很多悔過自新或者重新做人的機會。敘述一旦走上了邪路，敘述不僅不會站出來挽救敘述者，相反還會和敘述者一起自暴自棄。這就像是請求別人原諒自己是容易的，可是要請求自己原諒自己就十分艱難了，因為這時候他往往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此，作家必須保持始終如一的誠實，必須在寫作過程裡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須和他現實生活中的所有惡習分開。在現實中，作家可以謊話連篇，可以滿不在乎，可以自私、無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寫作中，作家必須是真誠的，是認真嚴肅的，同時又是通情達理和滿懷同情和憐憫之心；只有這樣，作家的智慧和警覺才能夠在漫長的長篇小說寫作中，不受到任何傷害。
所以，當作家坐到寫字桌前時，首先要做的，就是問一問自己，是否具備了高尚的品質？
然後，才是將前一天的敘述如何繼續下去，這時候作家面臨的就是如何工作了，這是艱難的工作，透過敘述來和現實設立起緊密的關係。與其說是設立，還不如說是維持和發展下去。因為在作品的開始部分，作家已經設立了與現實的關係，雖然這時候僅僅是最初的關係，然而已經是決定性的關係了。優秀的作家都知道這個道理，與現實簽訂什麼樣的合約，決定了一部作品完成之後是什麼樣的品格。因為在一開始，作家就必須將作品的語感、敘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確立下來。也就是說，作家在一開始就應該讓自己明白，正在敘述中的作品是一個傳說，還是真實的生活？是荒誕的，還是現實的？或者兩者都有？
當卡夫卡在其《審判》的開始，讓約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一天早晨被警察逮捕，接著警察又莫名其妙地讓他繼續自由地去工作時，卡夫卡在逮捕與自由這自相矛盾之中，簽訂了《審判》與現實的合約。這是一份幽默的合約，從一開始，卡夫卡就不準備講述一個合乎邏輯的故事，他雖然一直在冷靜地敘述著現實的邏輯，可是在故事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又完全破壞了邏輯。這就是《審判》從一開始就建立的敘述，這樣的敘述一直貫穿到作品的結尾。卡夫卡用人們熟悉的方式講述所有的細節，然後又令人吃驚地用人們很不習慣的方式創造了所有的情節。
另一位作家納撒尼爾·霍桑，在《紅字》的開始就把海絲特推到了一個忍辱負重的位置上，這往往是一部作品結束時的場景。讓一個女人從監獄裡走出來，可是迫使她進入監獄的恥辱並沒有離她而去，而是作為了一個標記（紅A字）掛在了她的胸前……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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