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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阿瑟·米勒和哈羅德·品特一起來到伊斯坦布林。當時，他們可能是世界戲劇界名頭最響的兩個人物。但是很不幸，他們來到伊斯坦布林不是因為有什麼戲劇或文學活動，而是因為當時的土耳其無情地限制言論自由，使很多作家在監獄裡飽受折磨。1980年，土耳其發生了一次政變，成千上萬的人被關進監獄。像往常一樣，受到最殘酷迫害的還是作家。現在，當我翻閱那時的存檔報紙和年鑑，想了解那段日子的情況究竟是怎樣時，我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最為典型的形象：人們坐在法庭裡，兩邊圍著憲兵，這些人都剃著光頭，隨著訴訟的進行不停地皺眉。這些人裡有很多是作家。阿瑟·米勒和哈羅德·品特來伊斯坦布林，就是為了見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並提供幫助，讓全世界都關注他們的苦難。他們的這次來訪，是由國際筆會——詩人、劇作家、編輯、散文家和小說家國際協會——與赫爾辛基監管會合力安排的。我去機場迎接了他們，因為我和一位朋友要給他們做嚮導。
有人推薦我來做這份工作，不是因為我那時和政治有什麼牽連，而是因為，我是一個英語流利的小說家。而我之所以欣然答應，也不僅僅因為這能給身陷麻煩中的作家朋友們提供幫助，還因為我可以藉此和兩位文學巨人待上一兩天。我們一起參觀了處於掙扎之中的小出版社，黑暗、滿是灰塵、瀕臨倒閉的小雜誌總部，亂成一團的編輯部，還有那些受苦的作家與家人，他們的房子，他們常去的餐館。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邊緣，從來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為。但是現在，當我聽到那些令人窒息的關於鎮壓、殘酷和邪惡猖獗的故事時，負罪感讓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實感也是讓我介入政治的另一個因素。但是，同時我又感到一種同樣強烈卻與之相反的願望：要保護自己免受政治之害。除了寫優美的小說，我應該別無他求。我和我的朋友乘計程車帶著米勒和品特，在城市的車流中穿梭，去參加一個又一個拜會。我們討論街上的小販、馬車、電影海報以及戴圍巾或不戴圍巾的女人。她們戴不戴圍巾對於西方的看客來說，總是那麼耐人尋味。我對一件事情印象尤為深刻，直到現在，它還常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它發生在客人下榻的希爾頓酒店。在一個很長的走廊盡頭，我和朋友有些激動地低聲交談著，而另一端，米勒和品特也在陰暗處以同樣壓抑的激動情緒在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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