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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真切地聽到祖先發給我們的聲音。所以我說，攔下了車只能讓它停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
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王牧笛：我覺得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一種是文化的視角，一種是民族的視角。文化可能是無疆界的，但是民族卻是有界可循。我會選擇讓這些文物留下來。我相信當時中國學人的學術能力，他們已經做出了一些東西，如果說這些文物能夠留在他們的身邊，憑藉天然的語言優勢和文化敏感，我想他們會做得更好。
諸叢瑜：我想如果所有這些文物都被運到了國外，它們可能會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飄零在世界各地的符號，難以改變這個民族文化記憶的消散。
王安安：我的觀點和兩位恰恰相反。我覺得這些文物是屬於全人類的財富，當時兵荒馬亂，容不下一方寧靜的庭院組織大規模的研究，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淪為高官的私藏，最後就不知所歸，這樣的話，不如拉到國外得到很好的保護。
王牧笛：我覺得從十九世紀末走出來的這批中國傳統文人，他們有這樣高度的文化自覺，同時也對中華傳統文化和西學有足夠的瞭解，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來破讀敦煌文化是沒有問題的。主要的困難在於必須將這些文化人組織起來，並且要能夠確保這些歷史遺存得到很好的保護，這就需要國家的介入。其實當時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是有比較高的文化修養的，如果這些文物留在國內，應該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破讀。
王安安：文化人有這樣的自覺，但是中國廣大的民眾未必有這樣的自覺。
王秋實：我一直堅持歷史不可以假設。我們所面臨的境地永遠都是非常複雜的，永遠都不是選A或者是選B這樣簡單的選擇題。我覺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就像剛才牧笛師兄說到的，一種是文化的視角，一種是民族國家的視角，我們希望文化學者可以以文化的視角來把這些文物當做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來進行研究，但是當我們面臨國破家亡的境地時，我們也不得不依附於民族國家的概念，而保有我們自己和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這兩種維度。
餘秋雨：我在這裡要向大家介紹一個一直被我們忽視的精神高點：兩難結構。如果沒有兩難結構，人類就會因為缺少深刻的選擇而變得淺薄。
兩難之所以難，是因為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正像黑格爾所說的，是兩種合理性的衝撞。黑格爾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悲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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