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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高點，我們能夠最清晰地感知小說的中心。
虛構的人物漫遊在偉大的景觀之中，棲居於此，與之交往，成為其中一部分—這些姿態使他或她令人難以忘懷。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讓人追憶，並不因為她心靈的起伏或者我們稱之為“性格”的一團屬性的起伏波動，而是因為有一幅廣闊、豐富的景觀，她深深地沉浸於其中；反過來透過她，該景觀又以其所有的繁麗細節展現自身。我們閱讀小說時，既透過女主人公的眼睛看到了其中的景觀，也知道女主人公是這個景觀的組成部分。後來，她將轉化為一個難忘的符號、一種象徵，提醒我們記住包括她在內的那個景觀。那些內容豐富的長篇小說如《堂吉訶德》、《大衛·科波菲爾》、《安娜·卡列尼娜》，以其主人公的名字命名，這個事實強調說明了主人公的準象徵性的任務：在讀者心中激發出完整的景觀。留在我們心中的往往是小說的總體佈局或綜合世界，我稱之為小說的“景觀”。但是主人公是我們覺得記在心裡的要素。因此，在我們的想像裡，他或她的名字就成為小說呈現給我們的景觀的名字。
柯勒律治在論莎士比亞的講座中描述了刻畫主人公—作為所棲居景觀的一部分—的方式：“‘戲劇人物’的性格像真實生活中的人物性格一樣，需要讀者去推測，而不應直接告訴讀者。”柯勒律治的觀察具有影響深遠的效果。幾乎八個世代的小說作家和讀者—我指將近兩百年的跨度—總結認為小說藝術的首要挑戰就是構造主人公的性格，並且要由讀者成功發現主人公的性格。
讓我們記住柯勒律治寫下這些話差不多是在莎士比亞之後兩百年，當時英國小說正在興起，狄更斯準備寫他的第一部小說。但是，小說帶來的挑戰和極大樂趣並不發生在我們根據主人公的行為推測其性格之時，而發生在我們至少以靈魂的一部分設想他之時—以這種方式，即使只是暫時地解脫自我，成為另外一個人，並且哪怕只是一度透過別人的眼睛觀看世界。如果小說的真實使命在於描述生活在世界中的感受，那麼這當然與人的性格和心理學密切相關。但是，小說的主題比心理學本身更為有趣。重要的不是個人的性格，而是他或她與世界的多樣形態打交道的方式—我們的感官呈現給我們的每一種顏色、每一個事件、每一個水果和花朵、每一件事情。依據這些實在的感知才產生了我們對主人公的認同感，而這才是小說藝術可以提供的主要快樂和獎賞。
不是因為安娜·卡列尼娜具有什麼特別的性格典型，托爾斯泰才以某種既定方式描寫她在莫斯科—聖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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