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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不要過多地著眼於它的內容和目的。不在乎內容和目的，恰恰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徵。它不是學術爭論，也不是主題研討，更多的是一種智力遊戲和社交活動。一有固定的內容和目的，魏晉名士們就覺得俗了。他們就是為了擺脫世俗才進行清談的。清談在進行過程中，也不講究尋常邏輯，只求驚世駭俗。它在無功利、無物件的世界中游蕩，並獲得快感，有點像西方現代派的“意識流”。但“意識流”主要集中在寫作，而清談卻需要與他人一起進行，而且必須讓潛行的意識外化為語言，而且語言必須漂亮。在這樣的智力遊戲中，一些模糊又飄逸的概念也有可能獨立出來，獲得智力論定，例如像當時一直搞不清的“無”和“空”這兩個概念的差別，就是透過清談搞清楚的。清談又建立了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就像後來法國的沙龍那樣，構成了一群貴族知識分子的聚合。這在非常講究實用的中國社會中，具有獨立和逆反的色彩。但是，他們又不以獨立和逆反為旗幟，因此又洗去了政治色彩。
清談的最大貢獻，是大大提高了中華文化的“非實用智慧”，這對今後哲學的推進至關重要。當實用的羈絆被擺脫，思維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裡自由漫遊了。中國傳統思維缺少自由漫遊的廣度和深度，人們往往以為是受制於政治，但是在我看來，更受制於實用。
叢治辰：“清談”這件事情好像後來名聲很糟糕，大家總要說什麼“清談誤國”，但我覺得這是比喻的用法，意思是你們知識分子搞那些文化的東西都沒有用。救國靠的是實力，是武力。這樣說的人當然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時候就有很多。可是如果硬要說清談誤國的話，那什麼不誤國？寫詩作詞不誤國嗎？畫花賞鳥不誤國嗎？文化發達的文明一定比野蠻的豺虎之邦要孱弱，軍事上打不過人家。所以，把誤國的罪過推給清談、推給文化是不公平的。
餘秋雨：關於誤國不誤國的問題，在當時就出現了一些分歧。有一次，王羲之和謝安有過交鋒。王羲之的想法是，做人還是要有所作為，不能老是空談，他的目標是做治水的大禹。而謝安則說，秦為什麼亡得這麼快，就是商鞅、李斯他們太有作為了。謝安認為快速地推進自己的行政措施反而有可能誤國。我們記得，這是老子和莊子的思維。
王羲之想有所作為，但他的兒子王徽之卻是個清談的專家。我想以他做例子來說說清談具體進行的方式。王徽之曾經做過桓衝的騎兵參軍，桓衝問他在哪個部門工作，他說：“經常看到牽馬的來，大概是馬曹。”桓衝又問他管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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