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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信亨等合編《大日本佛教全書》。
順著這些創始者的足跡，一九一三年，高楠順次郎的弟子宇井伯壽受曹洞宗派遣，也前往歐洲留學。此時馬克斯·繆勒已過世。他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專攻梵語、巴利語和印度哲學，並曾遊學德國和印度，一九一七年回國後歷任東京帝國大學和駒澤大學等校教授。目錄索引中顯示，倫敦大學圖書館藏有他與巴利聖典會創始人戴維斯教授近十年間的往來書信。日本學者與聖典會發生關聯，必定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的。
日本學者前仆後繼的執著精神確實令人感佩，而他們向海外派遣學僧的歷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千多年前。
清單的後半段，東方研究所的大事記中出現了一個讓他們很感興趣的人名：一九三一年秋天宇井伯壽訪問牛津時的陪同者中出現了高木繁護的名字！當時是出席聖典會的五十週年紀念會。直子對照著隨身攜帶的祖父資料，手頭這份資料裡並沒有提到這段訪學經歷。
往下還列出了高木繁護在牛津、劍橋和倫敦大學的佛學刊物上發表的數十篇論文。高木繁護在英國五年修學期間並沒有固定待在某個大學，多是短期駐校訪問遊學，與西方學人做一些研究專案，或參加定期舉辦的學術研討會。
而在倫敦大學的索引目錄上顯示了更多內容：他們收藏有宇井伯壽、高木繁護與戴維斯夫人卡羅琳·阿古斯塔以及戴維斯的助手史梯德之間的往來通訊！或許可以在信件中發現點什麼。他們得想辦法看到高木繁護通訊的原件，或者弄到影印件。
這時，本特利教授放下了手中的杯碟，不出聲地走到了他們跟前，他似乎很樂意出些主意。
“本特利，索引中的這些信件，可以在倫敦大學看到原件麼？”宋漢城指著電腦螢幕上與高木繁護有關的幾個條目。
“哦，那得去問荷默教授了。你們聯絡過他麼？”
“見過一面，他沒幫上什麼忙。”
“你們和荷默的關係看來可不怎麼妙啊。不過，也難怪，與巴利聖典會有關的人脾氣難免有些古怪，圈子裡誰不知道啊，他們過的日子就像東方的僧侶。”
宋漢城和直子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本特利先生看著螢幕上顯示的索引頁，一邊咕噥著：“你們難道不知道荷默以前是倫敦大學的麼？他雖畢業於牛津，卻在外校教了十年書，去年才重新回到牛津的懷抱。浪子回頭，為時不晚，是不是？哦，這裡，這個標籤顯示，倫敦大學圖書館並沒有收藏原件，需要閱讀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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